建築師和開發商都致力於打造「標誌建築」，但為什麼大多數達不到預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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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蘭克·蓋裡與「畢爾巴鄂效應」
在危機四伏的房地產市場，建築商和開發商仍然堅持說不動產是最有魅力的商品。在紐約，有一幢計劃建設的56層豪華住宅樓，它由「普利茲克獎」（Pritzker Prize）獲得者瑞士建築師雅克·赫爾佐格（Jacques Herzog）和皮埃爾·德梅隆（Pierre de Meuron）設計。儘管還未建成，已經被稱之為「標誌」（iconic）。一幢位於布魯克林區的高層住宅樓，它有由設計芝加哥的西爾斯大廈（Sears Tower）的SOM建築事務所設計的獨具特色的參差不齊的外表面；由亮色和暗色的玻璃構成。它也希望成為「標誌設計」。一家西班牙的開發商十分自信地命名它的即將建設的住宅樓為「標誌」（The Icon）。顯然，每一個人都希望他的建築物成為「標誌」，但這不是容易的。
圖一、丹麥建築師約翰·伍重設計的悉尼歌劇院。
從傳統上看，當一幢建築物比它本身的形象更高大，成為人們都知道的象徵時，它便成了「標誌」——例如白宮、埃菲爾鐵塔（Eiffel Tower）和帝國大廈（Empire State Building）。「標誌建築」一般由公眾認可，並且是在它們建成之後經歷很長的時間獲得認可。那麼，開發商為什麼認為他們能夠立即創造「標誌」？美國建築師弗蘭克·蓋裡（Frank Gehry）和畢爾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館」（Guggenheim Museum）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古根海姆博物館」位於西班牙東北的工業城市畢爾巴鄂，於1997年向公眾開放。弗蘭克·蓋裡使用創新的計算機技術，設計和建造了一幢引人注目的、獨特的、形式新穎的建築。「古根海姆博物館」旋轉的外形，表面是高度反光的鈦合金板，使它與人們曾經見過的建築物截然不同。而且，不像大多數先鋒派的創造物——例如「無調性音樂」（atonal music）或「新浪潮電影」（Nouvelle Vague），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是很讓人感興趣的。
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不是第一個現代建築「標誌」。更前面有「悉尼歌劇院」（Sydney Opera House）——由丹麥建築師約翰·伍重（J·rn Utzon）設計的令人震驚的水邊建築。「悉尼歌劇院」的外形使人想起帆船或貝殼。當它在1973年建成時，成為國際轟動的一件大事。弗蘭克·蓋裡說，他的巴斯克僱主要求讓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產生澳大利亞的「悉尼歌劇院」那種影響。實際上，蓋裡的博物館在吸引訪問者方面是成功的。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吸引了數百萬人參觀。「標誌建築」吸引遊客的作用，成為從所周知的「畢爾巴鄂效應」（Bilbao effect）。
不過，你可以把弗蘭克·蓋裡的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解釋為一艘乘風破浪的帆船；一種天外飛來之物，或解釋為一叢銀白色的洋薊（artichoke）。它毫無疑問地成為國際上公認的建築「標誌」。 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是你必須至少參觀一次的地方——美國的「尼亞加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或「大峽谷」（Grand Canyon）的「建築相等物」。這是「畢爾巴鄂效應」的主要希望。就像一個音廳希望吸引聽眾；一個城市希望吸引遊客；或一個房地產開發商希望吸引顧客。
可遇而不可求的「標誌效應」
圖二、弗蘭克·蓋裡設計的西班牙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
儘管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取得了成功，「畢爾巴鄂效應」證明是不容易重複的，——甚至對弗蘭克·蓋裡也一樣。他為微軟公司的老闆保羅·艾倫設計的「體驗音樂博物館」 （Experience Music Project），預期是成為西雅圖的建築地標。儘管它的獨特的結構加上色彩華麗的外形——據說是從電子吉他獲得的靈感，但它的滾石音樂博物館和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紀念館證明是不成功的。這個博物館參觀的人很少，並且在最近，這幢建築物的一部分改變為「科幻博物館」。
從芬蘭建築師埃羅·沙裡寧（Eero Saarinen）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設計「克萊斯格體育館」（Kresge Auditorium）以來，麻省理工學院沒有建設過重要的現代建築。它委託弗蘭克·蓋裡為它的校園增加一個地標性建築。這個「斯塔特中心」（Stata Center）是一座引人注目的建築，外形很搶眼, 乍看之下很像是一棟棟大樓倒在一起。但是由於成本過高和功能缺陷，它預期的「標誌效應」，被一場公眾憤怒和一場訴訟嚴重削弱。它的缺陷包括生長黴菌，漏水和牆面堆積冰雪。
丹尼爾·裡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是另一個著名的建築師。他設計的位於柏林的「猶太博物館」（Jewish Museum），被認為是「點石成金」。 成為一座標誌性的建築。然而他最近為丹佛藝術博物館（Denver Art Museum）設計的新側廳，未能吸引預期的數量的遊客。他為多倫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館」（Royal Ontario Museum）設計的擴建項目，也未獲得業界的好評。這些建築物沒有一個成為有關城市所期望的「標誌」，在經濟發生衰退的時候，給它們帶來好處。
圖三、威廉姆·羅恩聯合建築事務所設計的「威廉斯大學」新的戲劇和舞蹈中心。
也許，「畢爾巴鄂效應」應當稱為「畢爾巴鄂異常現象」，建築物的設計、它的形象在公眾中間引起的「標誌感應作用」是相當稀少的——並且有點神秘。例如，赫爾佐格德梅隆建築事務所設計的北京奧林匹克體育場（Beijing\\\'s Olympic Stadium）是很獨特的。但這個綜合工程給人的感覺是一個「鳥巢」的形象（這個綽號並不來源於它的建築師）。它加強了這幢建築物的國際「標誌」地位。它的「編織」成網狀的鋼鐵外殼好像不僅象徵中國的古代傳統，而且象徵它正奔向現代化。所謂的「水立方」（Water Cube）是北京奧運會的游泳館。它也成為一個「標誌」。由於這個照明物體的主要視覺效應是在晚上，它有點像「只會一招的小馬駒」（one-trick pony）。觀察它的「標誌效應」能夠持續多久是很有趣的。
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標誌」工程，打造「標誌」而代價昂貴的失敗項目是很多的。這些建築物不能激發公眾的想像力。當然，失敗的「標誌」並沒有消失，它是一個問題。從「畢爾巴鄂效應」的說法產生以來，有人錯誤地認為，非常規的建築風格是成為「標誌」的前提。建築客戶鼓勵他們的建築師以越來越大的規模設計不平常的、令人驚奇的建築物。但這種衝擊將不可避免地消失，並且，從現在起100年內，所有這些想成為「標誌」的建築物，將類似於主題公園和拉斯維加斯大道（Las Vegas strip）之間的一個十字架（cross）。
「標誌建築」不一定是巨大的建築
雖然「標誌」這個詞越來越多地用於表示突出的或引人注目的建築物，但建築學上的「標誌」包含特定的意思。例如，白宮意味著總統辦公室，正如其他的「標誌」大房子一樣，「白金漢宮」（Buckingham Palace）代表英國君主政治。在「冷戰」期間，克里姆林宮（Kremlin）代表蘇聯政權。
圖四、赫爾佐格德梅隆建築事務所設計的北京奧林匹克體育場。
「標誌」不僅是國家的——例如「帝國大廈」和「埃菲爾鐵塔」是城市的象徵。紐約「黑石大廈」（Black Rock），這座幽靈般的花崗石摩天樓，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總部，它代表一個公司。「標誌」可能不只有一個含義。例如，「華盛頓紀念碑」（Washington Monument）不僅是紀念美國第一任總統，而且還像征具有他的名字的這座首都城市。並且，它非常高大和自信的形象，代表著「美國精神」。
「華盛頓紀念碑」是一個方尖碑，是一個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的傳統紀念設施。所以，我們知道它是一個紀念碑。但是，建築學上的「標誌」的形式和它的含義之間的關係不一定是直接的。克里姆林宮的神仙故事中的洋蔥頭屋頂，使我想像它是一個極權主義政權的奇怪象徵。
阿根廷的總統宮殿，名叫「玫瑰宮」（Casa Rosada）或「粉紅宮」（Pink House），是一個19世紀的總統根據這座建築物的顏色命名的。但一些建築是偶然地成為「標誌」。在華盛頓特區的一幢由多孔的沙岩構成的建築物，最初作為總統官邸（Executive Mansion），在塗了一層白色的保護層之後，人們開始稱它為「白宮」。
只是在1901年，這個名字才被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正式採用。「五角大樓」（Pentagon）從一個獨特的五邊形建設計劃獲得它的綽號。執行這個計劃的原因是場地難以規劃。在另一個場地，它可能很容易地規劃成一個正方形或長方形，當然我們也就沒有了美國國防部的這個有趣的、帶點神秘的象徵性的稱呼。
威斯特敏斯特宮（Palace of Westminster）著名的鐘樓，也就是眾所周知的「大笨鐘」（Big Ben），被認為是英國「哥特建築復興」（Gothic Revival）的重要作品。另一方面，美國的白宮是模仿都柏林的喬治王時代的一幢房子，是很漂亮的。但它不屬於新的建築領域。我一直喜歡「帝國大廈」，但它與粗獷的「克萊斯勒大廈」（Chrysler Building）和「洛克菲勒中心」 （Rockefeller Center）的「維克多大廈」（RCA Building）相比，是使人不太感興趣的摩天樓。至於「五角大樓」，它在建造上優點不多，主要是它的巨大規模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當然，還有它的形象。「標誌建築」的真諦是，它不一定是巨大的建築。
如何將外觀與其他效果統一起來
圖五、麻省理工學院的「斯塔特中心」。
當由菲利普·顧文（Philip Goodwin）和愛德華·達雷爾·斯通（Edward Durrell Stone）設計的「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Modern Art）在1939年開放時，它的白色牆壁、帶狀窗戶和有排孔的屋頂，作為一種高瞻遠矚的國際風格的新的預言，受到廣泛的讚揚。這幢建築物不完全稱得上「標誌」，但肯定是未來的前兆。
兩年以後，位於華盛頓的「國家美術館」開放。它的建築師約翰·盧梭·波普（John Russell Pope）於幾年前逝世，因此他免除了現代主義批評家對他的新古典主義設計的嘲笑和奚落。他們稱他為「最後的羅馬人」（The last of the Romans）。
大多數人都稱華盛頓的「國家美術館」是一個「傑作」，這不歸因於它的風格，而是歸因於它的體裁的「持久性」（durability）——那就是它的不受時間影響的品質。大學和學院特別關心建築的長壽，它們擴展——而不是損害它們的建築遺產。這大概是耶魯大學選擇羅伯特·斯特恩（Robert A.M. Stern）去設計它的兩個新的寄宿制學院的原因。斯特恩在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喬治敦大學（Georgetown）和「哈奇斯基學校」（Hotchkiss School）建設學生住宅。
圖六、弗蘭克·蓋裡設計的西雅圖「體驗音樂博物館」。
例如，他在康涅狄格州沃特敦市塔夫特學校（Taft School）設計的學生宿舍，是1900年代初期由建築師古德修（Bertram Grosvenor Goodhue）設計的「哥特藝術」（Crafts Gothic）風格的，並且後來由詹姆斯·甘布爾·羅傑斯（James Gamble Rogers）補充設計的校園的一部分。詹姆斯·甘布爾·羅傑斯在耶魯大學建設了許多學院。羅伯特·斯特恩的建築，顯示了他的特有的「豐富的材料特質性」（hearty material physicality）——按照建築師文森特·斯庫利（Vincent Scully）的建築語彙，他採用紅磚、石灰岩裝飾、板岩頂板和格子窗戶增加哥特式風格的效應。
建築物的「永恆」並不必然意味著「向後看」。在馬薩諸塞州威廉斯鎮的「威廉斯大學」，波士頓的威廉姆·羅恩聯合建築事務所（William Rawn Associates）受委託設計一個新的戲劇和舞蹈中心。儘管這個想像的「標誌」的建築師將注意力集中在外部效應，羅恩更要小心謹慎。他說：「我們通常告訴我們的客戶，他們可以選擇三個或四個特殊的東西。」
隨後向大學打聽，這些「特殊的東西」結果是主要的表演空間，一個玻璃圍護的舞蹈表演廳、一個木材裝飾的前廳。這些突出的部分，採用了有細微差別的玻璃、石灰岩和給人以模糊的北歐感覺的木材構成。儘管離「標誌建築」還遠，威廉姆·羅恩聯合建築事務所設計的戲劇和舞蹈中心在視覺上與它的環境相聯繫，使人有較廣闊的空間感覺。
建築回應它的環境的另一個例子，是加拿大多倫多市的新的歌劇院。這個名為「四季演藝中心」（Four Seasons Cen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的建築物由「戴蒙－施密特建築事務所」（Diamond & Schmitt Architects）設計。它的傳統的馬蹄形的劇場，在一個不引人注目的深藍色的磚塊構成的「盒子」裡面。這個「盒子」的特色是有一個裝有玻璃的前廳面對多倫多的一條主要街道——「大學大道」。這幢建築給人深刻印象，但算不上「標誌」。
建築師傑克·戴蒙（Jack Diamond）說：「建造一個標誌建築是容易的，因為它只解決一個問題。」「四季演藝中心」處理了幾個問題：在外部，它用透明和開闊，回應熱鬧的城區；在內部，它創造了一個多用途的大廳——包括一個非正式的表演空間和一個不尋常的全玻璃的樓梯。並且，在這個有2,000個座位的大廳內，它提供了極佳的視覺效果和聲學效果。
「四季演藝中心」的建造成本為1.5億美元。作為一個歌劇院的開銷是相對節省的。但更重要的是怎樣花費這筆錢——用在大廳和內部，而不是用在外表面的建築效應。這體現了加拿大人注重實際的特點。
圖七、丹尼爾·裡伯斯金設計的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增加部分。
一些建築物——例如塔夫特學校的學生宿舍、威廉斯大學藝術中心和多倫多的歌劇院尋求內部效果而不是外表突出，並且是改善而不是壓制它們的環境。它們謹慎地走近時尚的風格，傾向於保守，和採用過多次反覆，證明是好的東西，而不採用試驗性的東西。它們是端莊的，甚至是美麗的，但它們不要求讓人們驚奇。你可以稱這些建築物為「非正統標誌」（Anti-icons），或僅僅是令人滿意的建築。
原文作者：威托德·黎辛斯基（Witold Rybczynski），系波蘭裔美國建築師、設計評論家，現在賓夕法尼亞大學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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